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从推导方式和模拟计算过程上讲,他们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但二人和杜义山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并不一样。
尤其是易元和。
这是几人的位置不同所决定的。
从941(载人航天)工程开始,华夏的工程项目逐渐确定了一个主基调:
总工程师拍板,总工程师负责。
与运7-200A有关的任何事务都由总工程师易元和进行最终决策。
而相应的,如果这个由常浩南创造的、由杜义山推荐的工程模型应用到飞机设计上之后出了问题,需要承担直接责任的不是他们,而是易元和。
也就是权责统一。
如果把杜义山放到那个位置上,必定也是一样的思路。
易元和点燃了一根烟,把过滤嘴放进嘴里猛吸了一口。
如果这个模型只涉及到非线性颤振分析,那其实没什么好纠结的。
先吹个风洞验证一下模型精度,如果过关的话再进行试飞。
风险总归会小一些。
但这个颤振主动抑制……
距离西方第一次提出概念,也不过才十几年时间。
在飞机设计领域甚至还没有真正应用过。
由于涉及到气动控制面的动作问题,又很难靠吹风洞来验证。
因为缩比的风洞模型干脆就是没有气动舵面的,就算做出来了,也没办法按照常浩南写出来的控制率去操纵。
至于全尺寸模型……
运7飞机29米翼展,换了新机翼之后更是将近35米。
实在找不出这个尺寸的风洞。
所以就得在理论验证之后直接试飞。
这个风险可就大了。
要知道目前正在进行适航试验的就只有1架验证机。
这架独苗除了担负本项目的验证之外,实际上也是对华夏与国际接轨的全新适航条例CCAR25的一次验证。
万一出了问题,他本人遗臭万年是小事,耽误了整个华夏民航业和航空业的发展是大事。
易元和点燃了第二支烟。
同样做过总师的杜义山知道这种情况下的压力有多大,因此他只是隔着缭绕的烟雾注视着忽明忽暗的烟头,并没有急着开口催促。
更重要的是,正如他昨天在实验室里说的那样。
既然603所不甘心地搞出了这个项目,就说明对这架新客机是有期待有追求的。
如果杜义山给出的结果和霍金特一样是不可行也就罢了。
但现在这个机会就放在眼前,他们不可能视而不见。
……
三个人之间的沉默持续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
直到易元和抽完了第六支,也是烟盒里的最后一支烟。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希望能用上更先进的设计,否则新飞机恐怕很难打开市场。如果只是按着国内航空公司的头买上几架,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或许是因为短时间内吸了太多烟,易元和的嗓音有些沙哑:
“但还是要讲科学,不能蛮干。”
说完之后,易元和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跑道:
“我们分两步走,先对目前这架01号验证机进行改进,验证颤振主动抑制的效果,通过之后再换装新的机翼进行全状态试飞。”
作为总工程师,他不可能在缺乏验证的情况下仅靠拍脑袋就对已经处于试飞状态的飞机进行翻天覆地的改进。
能够做出这个决定,已经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和风险了。
毕竟胆大有为和盲目蛮干之间,很多时候就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
又有谁能把握得分毫不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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