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同样的事,付出的代价也是百倍千倍的。
这一点,已经经历过一遍的常浩南非常清楚。
一方面,眼下是1997年初,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工业软件已经发展了大概20-30年的功夫,但也都是刚刚,或者尚未开始琢磨商业化的事情,大家勉强还算是站在差不多的起跑线上。
另一方面,国内会大量使用商业软件的基本只有高校、研究所和国企,都是靠行政命令就能够触及到的地方,并且相关的软件生态壁垒也还没有建立起来。
实际上,华夏自己的半导体产业和软件工业建立的时间不算很晚,80年代初期就已经算是有所起色,和霓虹那边的差距大概在5年左右,虽然不算先进,但也算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产业体系。
然而和很多行业一样,刚刚发展起来的苗头被按下去了。
失去自上而下的支持,又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科研、教育、产业之间被迅速孤立开来。
硬件制造厂成了给外国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的组装流水线,软件产业则彻底成了别人的附庸,原本大量独立开发软件的软件工程师也变成了普普通通的底层码农。
只剩下一些研究所和学校在继续进行研究,但也是独木难支,失去生态之后愈发和实际生产脱节。
直到二十多年后,由于种种的原因,才总算是重新重视起了这个方面。
其实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解体后的毛子那边。
1990年的时候,毛熊的电子产业大概还能相当于美国85年左右的水平。
但到了2000年,他们还是停留在美国人85年的水平,完全错过了整个90年代的信息产业大爆发(其实更惨,因为连跟随别人标准打下手的机会都没有)。
一样是到了二十多年后,由于被制裁的原因,才重新把产业给拉扯起来,到那个时候已经落后先进水平很多年了。
总之,这其中的辛酸悲苦,1997年的人们是很难体会到的。
而对于重生回来的常浩南而言,则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半导体他现在确实一点都不懂,那就先从工业软件开始做起。
“如果只从技术角度考虑的话,徐研究员说得倒是没错。”
常浩南用了个比较委婉的说法,毕竟再天才的人也很难超脱时代,有刚刚那种想法也很正常。
徐洋自然也能听出来常浩南跟自己的意见不同,不过考虑到对方的能耐,她只是露出了有些好奇的表情:
“但工业软件这种东西,不完全是个技术问题,否则也就不会存在那什么瓦森纳协定了。”
“现在我们用起国外的软件,除了语言不通之外确实感受不到什么不便,但那是因为很多软件目前还没有商业化,或者正处在商业化初期扩张市场的过程中,但如果继续让这些国外企业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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